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笨蛋!最大的問題就是核廢料!
―― 論核廢料的爭議與解方
文:方儉(綠黨候選人)
核電百利唯一害:游離輻射。隨著人類接觸游離輻射(簡稱輻射)越多,發現這種具有離子化能量的輻射,不論再低,也會有致癌的風險,而且隨著時間發展,越多的證據證實了:「再低量的輻射,也還是有致癌風險」。
僅管有很多無知卻樂觀的人,甚至有學者、教授,暢言核廢料是寶,宣稱能夠妥善處理核廢料,他們正是「國王新衣」故事裡的裁縫、騙子。
核電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錯誤與謊言,美國在長崎、廣島扔下了兩顆原子彈後,核子武器成為戰後迄今的戰略性武器,1950年代由於美國海軍的鸚鵡螺號核子動力潛艇發展成功,小型的核反應器可以發電,供應潛艇長期的動力,而不用浮出水面,同時還能產生核彈的主要人工元素「鈽」,所以美國政府決定了「把劍換成犁頭」的政策,讓西屋、奇異公司取得核電廠的技術,條件是把核廢料和鈽,交給國防部,做為核武原料。
所以最初的核電的宣傳口號是Too Cheap to Meter(便宜得不要錢),的確,如果不計核廢料的處理成本,核電真的是價廉物美。
可惜,天下哪有免費的午餐,當然也沒有免費的電,凡免費的必然是最貴的。核電百利唯一害:游離輻射。隨著人類接觸游離輻射(簡稱輻射)越多,發現這種具有離子化能量的輻射,不論再低,也會有致癌的風險,而且隨著時間發展,越多的證據證實了:「再低量的輻射,也還是有致癌風險」。
因為游離輻射的能量或粒子打向人體的細胞核內的染色體DNA分子,像是機關槍子彈向人群掃射,可能打死人,也可能一個人也沒打到。舉個台灣的例子,2010年11月26日的連勝文槍擊案,黑道分子馬面近距離對連勝文開槍,竟誤擊中坐在輪椅上的民眾黃運聖,結果連勝文還活著,黃勝文卻當場死亡。
游離輻射的生物危害,是無可否認的,所以從1970年代以後,國際輻射防護標準日益嚴格,歷經無數次的核子試爆,以及三浬島、車諾比、福島核災,國際社會訂定了嚴格的輻射防護安全標準,其中三個原則是國際社會必須遵守的:
一、正當性。任何的輻射曝露必須是利大於弊,受曝者是自願的,並了解受曝的風險,但有明顯的利益,超過輻射曝露可能的危害與風險,才能接受。
二、最優化。即使有正當性,也要合理抑低(As Low As Reasonably Achievable),絕不可超過計劃的曝露量。
三、劑量限值。即使是低輻射曝露,已經符合上述兩點,但是累積的劑量也不得超過一定的限值,以降低風險。
這三個原則被用於職業或是醫療檢驗、治療方面,像我們照X光、電腦斷層,或是核磁共振,都是為了診斷病癥,沒有必要,就不應該照射,而且近年發現,這些輻射曝露顯著提高被檢驗者的罹癌機率,所以逐年把劑量限值不斷調低。過去有個真實的笑話,在1960年代,給黑人照X光是白人的2倍,因為當時美國人相信黑人的皮膚比較厚,這種無稽之談,也充滿了種族歧視,政治不正確。
另外,對於職業上的曝露,不論是醫療、檢驗、研究機構,或是核電廠,所有的工作人員,上到最高主管,下到工讀生、打雜的,都必須嚴格遵守輻射安全管制。包括機構必須有完善的輻射防護硬體,曝露區範圍要嚴格管制進出,且要有24小時不間斷的連續偵測並留下完整紀錄,還要有完善的安全品管體系;人員必須成年,受訓合格,身檢合格(有些工作限制性別,或嚴禁懷孕女性),每年定期2次體檢篩檢癌症,進入管制區或輻射潛在區,必須佩帶偵測佩章……等繁文縟節不及備載。
輻射加給,絕非好事
由於這些管制仍無法杜絕輻射造成的健康風險與危害,所以只能用補償的方式來平衡利益,所以就有「輻射加給」的制度。
1980年代我留學美國明尼蘇達州,在租屋時發現半地下室的房間特別便宜,幾乎是一、二樓的半價,房東還要負擔所有的瓦斯供暖費用,在租約中還註明一定時間,要把門窗打開通風,即使是零下30度的冰天雪地,也要徹底通風,因為明尼蘇達全州都在花崗岩上,地下室會蓄積放射性氡氣,所以這些「優惠」,是對自願接受到氡氣輻射曝露的經濟補償。當時氡氣致癌,已是明確的公共衛生課題。
因為我是做遺傳工程的實驗,會使用低劑量的放射性磷等物質作為基因剪輯的標記,這些放射性物質用量極少,都是用微升(百萬分之一公升)來計算的,但是還是受到州政府的嚴格管制,凡沾染到輻射物質的東西,不可沖入水槽,而且要收集到雙層不銹鋼的容器中,並且隨時會有稽查人員來檢查,並考核實驗室人員是否落實輻射防護措施,若不合格,就會被取銷實驗室的資格,而且會受到嚴重的處罰。
這些事當年在台灣從未聽過,在醫院、實驗室實習時,也用過放射性物質,但是總以為量少,從未想過有這些重重管制。即使到今天,又有多少單位認真執行輻射防護呢?
雖然現在已經從火器時代,進入原子、電子,甚至是量子時代,台灣人對於輻射防護的概念還停留在石器時代,在台灣混有的放射性物質的棉被、床墊、水壺被稱為「保健產品」,有輻射的建案,叫作「養生宅」,已超過低階核廢料接近建築管制的食鹽,被標示為「健康鹽」,衛福部還掛保證「不是健康食品,毋需健康食品認證」。
如此光怪陸離的事,台灣人都甘之如飴,把輻射當成健康養生的元素,完全違反了國際輻射防護「輻射沒有最低安全劑量」的普世價值。
要100%擁核,必須消滅人民對輻射的恐懼,所以原能會的正式文件中,從來不提「輻射沒有最低安全劑量」,或是「再低的輻射都可能致癌」,至今在原能會官網上,還能找到「低劑量輻射有益健康」的謬論,甚至鼓吹要大眾勿恐慌。
輻射安全的話為什麼要給津貼
在2018年的反日本核食公投,近8百萬人明確表達拒絕日本核食的意願,這並非民粹,而是民眾的集體認知反而是正確的。
如果輻射沒有風險、危害,那麼台灣的輻射相關工作人員,不論是核電廠,還是研究單位、醫療單位的從業人員,為什麼還要領輻射或核能加給?
如果這些所謂的「輻射安全專家」認為輻射很安全,請把過去所有的輻射相關加給全部繳回國庫。既然安全,為什麼還要有輻射津貼。
最該退錢的,是歷任原能會的主任委員,他們一年可領40萬元的核能加給,他們平時會在核電廠辦公嗎?憑什麼領年薪的25%作為核能加給?其他台電核電部門也是,他們主張「抱核電廠腄覺,比抱兩個女人還安全。」那麼更該把核能津貼退還給國家。
如果從國際的輻射防護標準與原則來看,用22.5億元打發5千達悟族人37年來所受到的輻射危害,簡是是太便宜了。以核研所2千人為例,一年的輻射加給預算是2.7億元,每人也有十餘萬元,而他們是自願的專業人員,每天工作8小時,所受的劑量也是「微乎其微」的。
蘭嶼人可是被迫的,一天24小時都要和核廢料相處,同時核廢料並未依照國際標準放在密封、負壓、恆溫恆濕的安全建築物中,放在水泥板覆蓋,沒有密封,經年風吹日曬雨打難免,海水鹽分侵蝕的場所,而且他們並沒有佩帶輻射佩章,也未受訓,不論性別、年齡,都曝露在輻射風險中。
蘭嶼面積48平方公里,就存放了12萬桶的核廢料,雖號稱是「低階核廢料」,但以當年的管制,除了廢燃料池有放進去外,中階核廢料也進去了。
那我們就來談談補償與賠償
台灣是一個沒有Liability的地方,Liability中文不容易翻譯,如果翻譯成「責任」,又不太切實,也可看成是「無過失責任」,也就是當有責任管理管制的單位或個人,疏於管理、防護,造成善意第三人受害,除非該單位或個人能舉證受害有其他的原因,就必須承擔過失的責任。
核廢料對於蘭嶼人而言,絕對是政府、台電疏於管理、管制責任所造成的事實,蘭嶼人近年多人罹癌,甚至不明原因死亡,都可以對政府、台電究責,要求賠償,而且是懲罰性的賠償。
當然,這是在「文明國家」才會發生的。
1989年我經歷過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的一個懲罰性賠償案;一輛通用的箱型車撞車起火,車上7名乘客與駕駛死亡,而這是因為通用在油箱、油路上的設計缺失。為了省錢,沒有修正設計、召回,所以法院最終判決通用鉅額的賠款高達30億美金(900億台幣)。由一個單一的案例,就會造成如此巨額的賠償,當年通用計算,造成火燒車的機率也是微乎其微的,但是意外總是發生在意料之外,這筆900億台幣的教訓是嚴格檢討所有類似的問題,亡羊補牢。
台灣人,包括法官,可能分不清什麼是補償,什麼是賠償。
如果是自願的,在充分的告知與準備下,可能受到風險,有計劃的,是補償。如果是被迫的,也不知情,甚至是被騙的,可能受到危害風險,非計劃性的,就應該賠償。
對蘭嶼達悟人而言,不能用「補償」,除非台電或原能會先付他們37年的薪水,讓他們變成核廢料廠的員工,25.5億還算勉強可以接受。
問題是蘭嶼達悟民族千年來都居住在蘭嶼好好的,天外橫禍,來了這些核廢料,這是台灣政府的「反人類罪」的惡行,早就該終止,而非延續過去威權白色恐怖之惡,繼續危害達悟民族,甚至影響到部落的生存,進而「滅種(genocide)」。
基於台灣是文明社會,就應該用文明的方法賠償達悟族人,根據「核能加給」換算,起碼的補償是每人每年50萬元。至於對政府與台電惡行的懲罰性賠償,負責蘭嶼案的林萬億政務委員的名字給了很好的啟示:萬億,差不多。難道台灣人的人道精神,連通用汽車都不如嗎?難道不要亡羊補牢,把過去50年的錯誤都改正嗎?
今天蘭嶼,明天台灣
未來蘭嶼核廢料會有幾種可能和花費的成本:
一、運到核三廠廢料倉庫。只要運費,和增加廢料倉庫的容積即可,成本約12、13億元。
二、運到核二廠或核研所廢料倉庫,要增加興建碼頭,至少20億元。
三、現有核廢料場以外地方,即使最近的台東達仁,也要重新公投,起碼50億元。
四、如果續留蘭嶼,就必須興建合格的廢料倉庫,不能再這樣貯放,建倉庫要十多億元,每月還要用電40萬度左右,台電還要蓋發電廠,或用海底電纜,成本再增加近百億元。
台灣人是不是要當文明人?還是要當滅族的凶手?能花錢解決,就不難,難的是不想花錢,或花錢也不能解決問題。
可怕的是台灣人根本沒有意識到,自己的無知、野蠻,正在傷害自己和未來子孫生存發展的機會,因為核一、二、三廠的核廢料產生核災的風險與日俱增,如果沒有正確的輻射防護思維,核災的機率是非常高的,一旦發生,台灣赤地千里,千年不適人居,可能就會成為世界無人島的核廢料場。
今天台灣人以漢人沙文主義的思維、心態,不負責任,把核廢料丟給了蘭嶼;同樣的比例原則,有一天中原的漢人沙文主義者,也可以輕鬆的把核廢料扔給台灣,當然,西方列強,也可能把他們的核廢料送來。
如果沒有國際的輻射防護標準,作為人類面對輻射的最後保障,人類這物種,會被輻射造成的突變,提早演化,或滅絕。
核廢料不是錢的問題,用錢只能解決一小部分的賠償與補償問題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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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馥成博士了不起,「財務管家」為他喝采!
【台商淚】楊馥成博士的大陸情結
http://tw.epochtimes.com/b5/12/9/26/n3691742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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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台商淚】楊馥成博士的大陸情結
http://tw.epochtimes.com/b5/12/9/26/n3691742.htm
【大紀元2012年09月26日訊】(大紀元記者楊秋蓮台灣報導)「八十不稱老,九十當年少,人生滿百歲,正是風光好!」這是楊馥成博士為了勉勵自己及他人,在自己的名片上所印的打油詩。
現已屆90歲高齡的留日農化專家楊馥成博士,畢生從事農業發展研究工作,在開發無農藥公害的「綠色農業」方面,對環境保護、人民健康及農作物優質增產,做出突出的貢獻,取得了非凡的成就。
由於因緣際會,楊博士在大陸25年,為改善中國農產品在國際上的形象,放棄國外舒適的生活,抱了滿腔熱情及技術,又帶去不少資金。為大陸農業、農民做了無私的奉獻,付出了一切(學識、精力及資金),留下汗馬功勞。
但不僅未得到相應的尊重,且換來種種不愉快的遭遇,以血汗賺來的賴以為生的財物被榨乾,甚至連自己及家人的人身安全也屢受威脅!(以下內容部分摘錄自翁耀南先生撰寫之〈記楊馥成博士活力人生〉一文)
自幼天資聰穎 成績名列前茅
楊馥成博士於1922年2月誕生於嘉南平原上的農村──台南縣下營鄉大埤村, 楊馥成原名「清福」。「馥成」是亡命國外後自己改換的。
楊博士自幼天資聰穎,當時是村裡第一位考上中等學校──嘉義農林學校,在嘉農成績優秀,名列前茅,畢業後,隨即進入台南州廳農林局服務。在州廳服務1年3個月,於1943年4月服義務役,披上軍裝出征。
很幸運,他是從幾千人中被挑選出來的50人中之1,留在後方基地的新加坡。當時小隊長是日本農商大臣石黑子爵的兒子石黑中尉。不知何緣,小隊長特別器重他,甚至提拔他為其副手。
戰爭結束,小隊長擔心他回台灣會吃大虧,勸他與他回歸日本。但他一心一意只想回故鄉,繼續完成學業,因此沒有與小隊長回日本。戰爭結束第2年,他回到台灣。
被扣「匪嫌」罪名 不明就裡坐黑牢
楊博士回台時,正逢台灣省政府招考一批農業人才,他報考檢驗組,由數百人中錄取25名,在「行政幹部訓練團」惡補了幾個月後分發到各地檢疫局。在台北局本部後轉至基隆分局做肥料檢驗工作,此間遇到228事件,就跳槽改行為自由業,在基隆當滿街跑的新聞記者。
1950年夏天,被突如其來的保密局特務,不明究竟送進黑牢,開始過著漫長灰色的囚虜生涯。最初2年被關在台北大橋附近的地下牢房。
他的罪名是「匪嫌」(共產黨之嫌疑犯),2年後被解送到軍法處看守所,經半年後,未被審問又轉送到火燒島(綠島),2年後又被解回台北市土城鄉清水村,新開設的台灣省生產教育實驗所(關政治、思想犯的牢獄),接受感訓教育。
經2年多,1957年4月感化教育期滿,總共坐牢6年8個月。出獄後未婚妻已改嫁他人。
因是思想犯、政治犯,在白色恐怖統治的環境下,所到之處警察、特務隨來伺候,因此連親戚、好友都不得不敬而遠之。沒有政府機關、企業單位敢予聘用。
在台發展困難 離鄉背景遠渡日本
因在台灣發展有困難,就起了離鄉背景遠走高飛的念頭,其間獲得機會遠渡日本繼續深造學業,參加農業科技研究和推行工作。
1975年撰寫學術論文「無用農藥而使農作物提高其栽培成果的肥料研究」被日本特許大學認定具有顯著學術及應用價值而授予博士學位。
1984年菲律賓芝麻發生疫病,猖獗蔓延,當時芝麻稍微長大,葉子就凋萎,芝麻是菲律賓很重要的經濟作物,政府動員全國農學專家搶救,仍束手無策。
楊博士因對這方面有研究,經由日本朋友的介紹,他去菲律賓協助防治。由於成功解決芝麻問題,一時聲名大噪,中共駐菲大使館人員就出面邀約他到大陸考察。
1985年春,楊博士應邀前往中國大陸考察。他走訪各地農村,窺見大陸農村的落後及慘狀。嗣後,又返回日。
黨官有眼無珠 貢獻技術卻被驅逐
楊博士發現,日本的農產品都是進口的,因為中國的農產品品質很差,有農藥殘毒,日本巿場不歡迎,楊博士就想,他所研究的東西,也許對中國農產品有幫助,於是1985年夏天,又重返大陸,詎料這一進來就如陷入深坑不能再爬出。
楊博士的25年大陸情結由此開始,嘗盡「祖國懷抱裡的滋味」,終致遍體鱗傷,不得不離開所謂的「祖國的懷抱」……
楊馥成第一次到大陸是在民國74年,當時台灣還在戒嚴時期。他說,當時並沒有打算在那裡發展事業,只是想在農業方面提供點幫助。
楊博士向大陸官員建議,使用「活力素」可改善農產品的品質,並可提高產量。剛開始沒有人願意相信他,有些官員甚至認為楊博士是在騙他們。楊博士只好先做試驗給他們看,因為效果很好,才獲得信任。
「滾回去!否則必叫你傾家蕩產!」
當時,每10公畝(1分地)農地,使用200-300公克(g)「活力素」,約花人民幣12~18元,可獲增加20~30%的產量甚為普遍,獲增產50%以上者,更不乏其例,且可節省或免用農藥。但也得罪了部分農業部的官員,因為他們覺得這個領域屬他們最權威,楊博士是外來的,對他們來說很沒有面子。
有一位農業主管肥料登記的高官,不但不准楊博士的產品登記,還當面罵楊博士:「來攪亂農業技術巿場!」甚至威脅楊博士稱:「如果不趁早滾回台灣,必讓你傾家蕩產,死無葬身之地!」
試驗效果良好 得在大陸落腳
楊馥成為了證實不是在欺騙他們,就去找中共中央最具權威的農業科學院,土壤肥料研究所最有權威的人,請他們作試驗,看是不是在欺騙他們?後來農業科學院對各種農產品都作了試驗。試驗效果很好,有一個茶葉試驗所,在杭州增產50%,還有增產70%的;有一個白菜試驗所,增產竟達百分之一百多。一般而言,數量增產,品質會下降;但是試驗結果,不但增產,品質還提高一級,因此,楊博士才得以在大陸落腳。
在中國娶妻生子 兩岸不受認同
楊馥成博士到大陸不久,即結識了現在的妻子張美琳女士。她是原滿清正黃旗後代,屬於「黑五類分子」。張女士師範大學畢業後,就被強制分派,下鄉教書。
張女士在落後偏僻的荒野中,時常被調換工作單位,根本没有自己自由選擇的餘地,以致耽誤了終身大事。後來好不容易回到北京,在一所高中教書。同病相憐,楊博士與張女士相識、相知,不久便建立了家庭。
但張女士所任教學校的校長和教務主任仍是「文化大革命」時代的死忠派,對於楊博士的台灣人身分極端排斥。他們稱:「在自由民主社會中生活的人,全都是道德敗壞,行為不正。」並斥責張女士:「你為什麼要嫁給這種爛民!」
甚至在張女士懷孕時,他們還勒令她限時自動墮胎,並威脅:「如果過了期限還没墮胎,就把你綁起來強制執行!」後來請求「台盟」和「台聯」出面,才解脫一劫。但張女士在學校仍不斷受辱,嘗盡委屈,最後只得調職離開。
小孩在大陸或台灣「兩邊都不是人」
楊博士只有一個女兒,依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》,台灣公民在大陸所生的子女,如果超過12歲以上就不能回台居住;如果要回台灣,必需在12歲以前就要回來辦理。
楊博士說:「這是什麼法律,我也不知道,全世界没有的。我當時因是在政治黑名單上,不能回來,我的小孩子也就無法回來。1986年解嚴後,我才可以回來。」
楊太太生下孩子後,就離開學校,他們四處流浪。孩子讀小學時,同學知道她父親是台灣人,就欺侮她。讀初中時,為了讓她適應台灣生活,楊博士安排女兒回台就讀台南私立長榮中學,因公立學校不能收大陸生。
結果女兒在台灣讀書也受欺侮,同學說她是大陸妹。在大陸被欺侮,在台灣也受欺侮。小孩在台灣被當成大陸人,在大陸被當成台灣人,没想到最後「兩邊都不是人。」
雖然驗過DNA,證明小孩是楊博士的,但還是沒有辦法留在台灣,因此在台灣只讀了一年初三,就回北京。據悉,當時某週刋記者曾做過訪問,寫過這個故事。
官匪勾結侵吞投資 北京設廠最終流產
楊馥成在大陸設的第一個廠在北京。一個退休的王姓法官拿楊馥成博士的產品去試驗,發現才噴了幾次就可以增產3成以上,他想生產,便叫博士去協助指導開發。
當時王姓法官去找當地農業局局長,說這東西(活力素)對農業增產非常有貢獻,做過很多試驗,增產3成以上沒有問題,想在北京設廠生產,請局長支持。局長說,他一生做了許多農業研究,從來沒有聽說過,有任何東西可以增產30%的,認為這位台灣老頭子在騙人,就沒答應,設廠計畫因而流產。
為了討回自己及台灣人的尊嚴,楊博士只好請求大陸最具權威的政府單位「中國農科院土壤肥料研究所」做試驗。為此,農科院安排全國90個點,於1993~1994兩年間對各種作物做了試驗。
楊博士一人承擔了人民幣30多萬元的試驗費用(當時,楊博士夫人在大陸高中教書,月薪是人民幣100多元)。試驗結果,「活力素」神奇的效能,轟動了學術界。
遼寧省投資 損失新台幣近千萬元
因「活力素」的效用獲得肯定,經由遼寧省瓦房店巿的統戰部長王德禮的引進,並在巿領導的支持下,「活力素」在遼寧省瓦房店巿廣受農戶信賴,用量突增。2年後,楊馥成來此投資設廠,提供當地農民廉價、貨實的專利產品「活力素」,瓦房店巿的農業因而受益不淺。
經營十幾年後,巿當局各部門領導接連更換,統戰部領導也換了3位。隨而對「活力素」的看法走了樣,活力素廠的忠實幹部也一一退下。
這時,統戰部有位幹部介紹一位「企業管理專家」來承包經營。不到幾個月,廠裡數十噸成品不見了,這個所謂的「企業管理專家」也不知去向。
楊馥成向法院、公安局提告,當局卻以找不到犯人為由,不了了之。屋漏偏逢連夜雨,楊馥成在瓦房店巿的一幢住家,也被人騙走賣掉,合計損失人民幣200多萬元(約新台幣936萬元)。
此外,北京有人找楊博士合資作保險,說可以保障農產品,楊馥成投資之後被坑了幾十萬元。到寧夏投資也是一樣被坑害的結局。楊馥成說,反正只要投資就被坑,最後都變成他們的了。
專利技術遭天津武警當局侵奪
遼寧省瓦房店巿的投資遭吞占,房宅也被騙賣,楊馥成博士就遷到天津。
天津武警權力很大,不僅有自己的醫院,該醫院旗下還有一家植物營養素公司。其領導從有關方面得知楊馥成對農業有許多貢獻,受楊馥成所倡導的「農醫一體」理論的啟發,「要有健康的身體,必須先有健康的食品」。欲以「活力素」推行有機無公害農業。他們想設廠生產,聘請楊馥成去當顧問。
楊馥成同意與他們合作,在天津設了一個廠,從事生產楊馥成的專利產品,行銷中國各地,為武警單位賺來一大筆財富,也為大陸農民創造許多經濟效益。
雖然楊馥成自己栽培一個當地人,負責管理那個廠,但公司的主要負責人是搞情報工作的楊栓明中校。此人首先禮聘楊馥成為技術顧問,生產專利產品,商品名為「植物活力素」並以楊馥成名義推出。
後來,轉而要求楊馥成將原來申報專利的配方稍微改動,再以楊馥成和楊栓明兩人共同名義申請專利。
專利核准後,楊栓明即仿冒楊馥成的簽名,佯稱楊馥成放棄該專利,再以此偽造文書遞送專利局。最後專利權所有權人變成楊栓明一人所有。
楊栓明的行為已觸犯偽造文書及侵權的行為,楊馥成向專利局提告楊栓明偽造文書,請求其所有的專利權無效,但專利局卻不受理。
楊馥成說,專利是他的,未經他本人同意,被天津武警假冒他的名義,向專利局申請放棄,專利權就這樣平白地被天津武警占有。
楊馥成指出,天津武警是很有權力的單位,因為他們有槍桿子。告他們,他們不會理你,因他們有槍。請了律師,也没有用。控告無效,都没下文。可謂「槍桿出政權,拳頭出銀元」!
楊馥成的實證經驗顯示,在大陸要設一個廠,除四處受到刁難外,生產方法還要申請專利,公開配方。可是申請專利過程困難,層層關卡只有用錢擺平才能獲准申請。他說,中國大陸的產業環境實在是太糟糕了!
黨官搞權術 公司遭獨吞
扶溝縣是位於河南省許昌巿(即三國時代的魏都)東部的一個農業縣,其縣屬下的所有化工廠改組成立「神農科技公司」生產楊馥成博士的專利產品,楊馥成負責技術指導,提供30%原材料(不公開配方),並占25%股份。另有日方投資占25%股份,扶溝縣方占50%股份,由扶溝縣方一手負責經營。
第一年產品由縣政府強制安排農民使用;第二年農民開始自動攜款來廠排隊求購;到第三年,化工廠原先所負債的幾百萬債務全部還清;第四年,原本破爛的辦公室,變成了四層豪華辦公樓。
但第五年,廠內領導過世,廠長換人。接班人搞權諜謀術,公司盈利不依法結算,最終公司被扶溝縣方獨吞。
詐騙台胞 校長帶頭
1990~1992 年,楊馥成擔任北京巿大興縣成人教育局顧問期間,曾居住在大興縣黃村鎮,住家附近有一所「黃村第七小學」,楊馥成經人介紹與校長相識。有一天,校長提議稱:「學校有一所附屬工廠閒置著,可生產化工產品,有執照且有免稅優惠,可以租給楊博士生產活力素,每年租7萬5千元(人民幣,下同)。」
當時,教職人員的月薪才100元上下。校長很快就與楊馥成簽訂了租約,並囑楊馥成將1年期的租金匯入工廠的銀行帳號內。但錢匯進帳號的第二天,校長卻告訴楊馥成,其上司不准租用,而且租金也不退。
楊馥成向大興縣法院提告,雖判決第七小學應還款,但事經幾年卻遲遲不執行,最後法院通知:「此案不予執行」且未說明理由。
打官司 律師侵吞賠款
河南省福堪縣,一家國營化工廠負債百萬元,因經營不善面臨倒閉,特請楊馥成幫忙研發新種肥料,開發新產品。第一年縣府命令農民購買,第二年農民自己排隊來買,那個化工廠一年就恢復正常營運;兩三年後,他們為了獨占收益,排擠楊馥成。楊馥成於是離開。
一名律師知道這件事情,出面表示可以替楊馥成打官司。但該名律師利用楊馥成的名義,不知向該化工廠拿了多少錢,結果一毛錢也沒給楊馥成。
為大陸全心付出 卻不得尊重
後來大莞的巿政府邀請楊馥成博士去投資,大莞是大連的一個點,每個單位都有個「通建部」。通建部長向楊馥成買「活力素」,因效果很好,買了很多,後來巿政府要生產「活力素」,聘請楊馥成當大莞點的巿政府農業顧問。
當時,楊馥成在台灣林口有一分地,賣了大約新台幣一千多萬元,拿去做為投資大莞的資金。據楊馥成說,那一分地如果没有賣,現在已值新台幣上億元了。
大莞農產很多,在那裡做了十幾年,後來因為領導換人了,楊馥成又離開了。因換了領導以後,一切就不對勁了,對方想敲詐,要求要贊助多少錢,要栽培三個小孩。巿政府表明有三個小孩很會讀書,是孤兒没錢可以讀書,楊馥成答應從初中到大學的費用,一切由他來支援。從那時候開始,農業發展協會時常要求要贊助好幾十萬元。
那裡有個墓園,埋葬二、三百位因參戰死亡的士兵,裡面有二十幾個日本人。楊馥成想讓它成為觀光景點,讓它成為日本的歷史。他就以做社會公益的心態,在墳墓旁種櫻花,約種5,800多棵,當時全世界櫻花最具規模的,屬美國華盛頓公園,有3,000多棵,那是明治時代(約一百年前),東京巿政府捐贈的。
但為大陸社會所付出的一切,並沒有得到相對的尊重或肯定,最終錢財都被榨光了。楊馥成於2011年底痛心返台,在同年12月31日召開記者會,指控在大陸江蘇省連雲港投資的工廠被吞掉,前述投資案並沒有提到,因為楊馥成的孩子、太太還在大陸,北京還有房子尚未處理,怕連累家屬,就不敢多提。
據楊馥成說,光連雲港「楊馥成生技有限公司」就損失人民幣一千多萬元。當時楊馥成用50萬美金投資,是當地一個姓時的人給楊馥成引進的,並說要幫忙經營,楊馥成則另選派兩位當地人幫忙管理,因楊馥成認為那兩個人比較忠實可靠。
但那兩人時常被姓時的找來黑道毆打,不知打了多少次,後來姓時的索性將那兩人趕出去!不久那兩個人都死了,楊馥成提告也没有用,那兩個人就這樣冤死了。
中共對台一切都是假的
楊馥成博士那個年代的人,當時也把中國當成祖國,對中國有一種特別的情感。當他發現中共對台灣的一切都是假的、表面的,他現在對中國大陸毫無信心。
他說大陸從上到下,經常在宣傳:「台灣目前這麼好過日子,就是因為當年國民黨從大陸把許多金銀財寶搬到台灣來。」「實在太冤枉了!大陸一般民眾認為國民黨不知道拿了多少金銀財寶給台灣人,所以現在台灣人去大陸,他們就要吃定我們台灣人。」
到大陸投資風險大 賺了錢也危險
楊馥成說,到大陸投資風險很大,台商很多人都去冒險,有的甚至沒命回來,大陸為了吸引台灣人去投資,一開始都很優惠,不用稅金,什麼都不用,他們用最好的優惠政策吸引台商過去投資,等時機成熟,就縮編起來。
楊馥成說,大陸整台商的方法很多,最普遍的辦法就是「查帳」,只要查帳,幾乎沒有一家能倖免無問題。他說,在北京的時候,他被查了二次帳,查來查去也沒查到什麼問題,還是被罰款。因為他們來那麼多人,沒有給一點費用,肯定是不行的,最後給了一萬多元人民幣,沒有任何名義。
楊馥成勸台灣人不要再去大陸投資,他說他是早期過去的人,在大陸有二、三十年了,他覺得有義務告訴台灣同胞,不要去那個是非之地,很危險的!現在有很多台商在大陸遭到迫害,他奉勸台灣人一定要醒悟,不要去大陸投資,真的沒有好處!
楊馥成稱,他在大陸住了二十幾年,在海南島住過一年,還有黑龍江、新疆也住過,很了解那邊的政風民情。他說,大陸為了想統一台灣,對台胞甜言蜜語,但一定要小心,去那裡不僅賠了錢,賣了命的也很多,行蹤不明也不少。
他還說,台商到大陸,就是賺了錢也不行,賺了錢也很危險,有時連命都沒有了;還有,賺了錢要拿回來台灣也很困難。他認為台商可考慮到東南亞發展,因東南亞對台灣人都很友善。
獲聯合國頒發「和平使者獎」
楊馥成博士研發活力素,推行綠色農業,維護生態環境及全民健康有突出貢獻,2003年獲「聯合國第十五屆國際科學與和平週」組委會頒發「特別貢獻獎」及「和平使者」頭銜。
楊馥成的研究與世界和平有關係。為什麼呢?因為人如果吃飽了,心情就會安定,比較不會鬧事。如果肚子餓了,或身體缺少某種元素,心情就不會安定。楊馥成用營養平衡人的心情,讓人的情緒穩定。
他說,豬被關著有時候會亂咬柱子,這是因為牠缺少某種營養素。如果讓牠吃,讓牠滿足,就不會亂咬。他做過這個實驗,這個元素就是鎂。鎂是很重要的元素,人若缺乏鎂的成分,心情就容易不穩定。
他並且說,人和動物都一樣,若缺少鎂,情緒容易不穩。例如,當大家一起討論事情,如果對方說得不好聽,就容易暴怒,爭吵起來,如果情緒穩定,就比較不容易起爭執。
最明顯的就是中東,中東因生產石油,土壤很壞,營養素不足,生產的農產品營養不均衡,就會影響人的情緒。因此,住在那邊的人都很暴躁,容易發脾氣,所以中東有許多戰爭、抗爭。
《寂靜的春天》的啟示
楊馥成提到,1962年美國的一個女科學家Carlson博士,是位很有名的學者,她寫了一本書叫《Silent Spring沈默的春天》,台灣翻譯成《寂靜的春天》。
這本書警告,如果人類再一直這樣使用農藥下去,到某一年的春天,全世界都將變得很寂靜,没有聲音。因環境被破壞到連野鳥都飛走了,到了春天,没有鳥飛,没有花開,也没有人了,全世界都變寂靜了……
當時美國總統看到這本書,很震撼,就指示針對這個問題做研究。從那時候起,農藥的問題才開始被重視,開始禁止使用TPP這類東西。接觸TPP雖不會立即死亡,但毒性會維持很長時間,TPP這些東西含有機磷,從此與有機磷有關的農藥開始被重視。
受到這本書的啟發,楊馥成心想:如果不用農藥,如何改善並發展農業?因此,他就開始動腦筋研發。後來有機會去日本參加研討會,日本有個農業化學研究所,楊馥成就跟該所所長一起從事農業研究。
在中國受盡挫折 返台設基金會盼傳承
因為女兒的居留權問題,楊馥成博士打算移民到日本;但他表示,如果有機會,他還是希望回到台灣故鄉。楊馥成曾說過:不管我的事業在中國如何飛黃騰達,如何受廣大農民歡迎,但心中未曾忘掉「我是台灣人,道道地地的土生土長的台灣人。」
楊馥成一生投入研發如何不使用農藥,而能維持或提高生產,台灣有好些朋友認為,這麼好的東西(活力素)要留在台灣生產,要想辦法把它推展起來。楊馥成說,為了台灣這塊土地,希望它能更好,他不拒絕。但若只是為了賺錢,他就不願意,他認為必須真正對台灣土地、對農民有幫助的事,才有意義。
楊馥成認為,要讓全部農民都知道如何不使用農藥,還可提高生產,提升品質,就必須藉由政府的力量去推廣。因此,他曾找過有關單位的政府官員,提過想在台南找個地方作試驗,但沒有下文。
創辦「嘉農農業發展基金會」
楊馥成覺得大家都應該來關心我們的農業生產,要生產對全民健康有益的產品,否則光農產豐收,產品卻有毒或營養不良,並沒有意義,吃了反而有害人體。
楊馥成熱心公益事業,2003年捐資成立「財團法人嘉農農業發展基金會」主要目的在於呼籲「嘉農」人共同肩負這個社會責任,集結力量完成使命。前不久,「嘉農農業發展基金會」開會,楊馥成表示,他要移民到琉球,希望基金會由年輕人來接棒,代代相傳。
大陸中央官員有特供農場
楊馥成認為現在癌症、或奇奇怪怪的病症為什麼會這麼多,就是因為農產品不健康,有農藥殘留,亞硝酸是致癌的兇手,亞硝酸是怎麼來的?就是化學肥料使用不適造成的。
楊馥成說,在北京西北有一片農場,那個農場禁止使用農藥、化肥,生產的蔬果不可拿到外面賣,全都要給中央官員。
中共中央官員知道農藥有殘毒,對健康不好,可是不禁止,因為只要讓農產品豐收,農民可以吃飽,不會起來反抗就好,管它有沒有毒,因為農民若沒有糧食,肚子餓,就會起來鬧事、反抗。
恩師的感人故事
戰爭是國與國的互相殘殺,但仍有許多不分國界的感人故事。楊馥成博士有一個日本籍老師叫常賀,是火藥專家。戰後台灣有許多美國飛機空襲的炸彈没有爆炸,政府找常賀老師來處理這些未爆彈,他就留下來没有回日本去,常賀歷經好多年時間,才處理完那些未爆彈,期間有一次發生爆炸,他的助手當場死亡,常賀本人也被炸傷1隻眼睛。
直到1987年常賀過世,他一生都住在台灣,一生都為台灣付出,幾年前他的太太及孩子才搬回日本東京。
常賀很疼楊馥成,楊馥成被關出來後,常賀不避諱他是政治犯,仍然很照顧他。因感念師恩,只要楊馥成去日本,都會到常賀老師家去祭拜恩師,並帶錢去慰問恩師母。
幾年前常賀的兒子告訴楊馥成,他們日本人出生的時候,肚臍眼會被保存起來,他的父親有一個遺願,希望把肚臍眼留在台灣,因他一生在台灣工作,對台灣有感情,想要留在這裡。
由於常賀恩師在台時住在嘉義,楊馥成就去找現任嘉義大學的校長,說明這件事並爭取在舊校舍建立一個紀念碑,好讓台灣人知道這件事情,因這段歷史很多人都不知道。
被召募到大陸的台灣知青很悽慘
楊馥成還提到,民國40年,周恩來邀請台灣一批海外知識分子到大陸去,有一個嘉農同學叫賴俊銘,他在京都大學讀書,當時李登輝也在那裡,李登輝回台當了總統,賴俊銘跑去大陸,當了乞丐。
據楊馥成說,當時在大陸的台灣人都被凌遲得很悽慘,許多人自殺,有一個台南西港人,從3樓跳下去,剛好被樹擋住没死,後來不知道怎樣了。他說,這批知識分子,都很可憐,下場都很悽慘,說也說不完。
結語
楊馥成博士一生堅持醫農一體,以生態環境保護及維護全民健康為宗旨。運用科學配方,提高產量與品質,降低農業成本,達到生態環保的綠色農業目的,並創造無毒生活環境。
「不要急於爭取眼前的豐收,而將生靈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,破壞無遺!給我們的子孫後代留下一片美好的綠地吧!」這是他一向呼籲的格言,並力行實踐。
綜觀楊馥成的一生,為環境保護、人民健康,竭盡一生的精力、金錢研發綠色農產品,為大陸農業留下不少功勞與汗水,但最終遭到大陸無情的遺棄、財產被侵占、掠奪、年老尚無法落葉歸根,還得繼續漂泊海外,只為一家能團圓,令人不勝唏噓。◇
【台商淚總匯點評】
人性的光芒 在政治的中國荒蕪
楊馥成博士在中國25年的農業夢
文/童文薰
1922年2月出生於台灣台南縣下營鄉的楊馥成博士,如今已是90高齡。他的人生經歷就是一部中國與台灣近百年的現代史。
楊馥成在日據的台灣成長受教育,二戰末期被日本徵召到新加坡基地。二戰結束後楊馥成回到台灣,成為台灣省政府招考的第一批農業人才。後來台灣發生228事件,楊馥成轉行當新聞記者。
1950年夏天,在白色恐怖當道的年代,楊馥成被特務陷害,頂著共黨匪嫌的罪名,前後坐了6年8個月的政治黑牢。出獄後楊馥成的未婚妻已改嫁他人,親朋舊友都對他敬而遠之。想找公家機關的工作不可能,私人企業也不敢聘用他。
放諸四海皆準的模式 在中國行不通
楊馥成因此遠渡重洋前往日本深造,同時參與農業科技研究和推行工作。1975年以其「無用農藥而使農作物提高其栽培成果的肥料研究」,獲日本特許大學授予博士學位。
此時楊馥成已經年過半百,但他在提升農作物品質與產量、改善農民生活的熱情,卻才方興未艾。因為協助菲律賓解決了發生在1984年的芝麻疫病問題,引起中共駐菲大使館人員的注意,主動邀他到大陸考察。
1985年春,楊博士應邀前往中國大陸考察,走訪各地農村之後深深明白大陸農村的落後及農民的貧困慘狀。楊馥成的中國情結被激起,想要把所學與研究貢獻在中國這片土地上,自此走上了一段長達25年的重複挫敗之路。
楊馥成不是一個毫無社會經驗的年輕人,在台灣的政治冤獄,也不是一般人有過的歷練。台灣雖有過白色恐怖時期,社會上也有商業詐騙,官場上也有官商勾結,與日本社會沒有太大區別──社會的運作有一個基本的道德基礎與法律底線,一般人可以互相信賴,尤其是信賴官方。
有契約為憑者,如果契約履行出了問題,最後還有法院可以做最後的仲裁,平頭百姓即使面對政府機關,也可以有充分的保障。
但這些行走社會甚至於放諸四海皆準的模式,到了中國卻一再觸礁。第一次投資是在遼寧,最後被統戰部官員介紹的承包商騙走庫存,連住房都被人賣掉,共捲走台幣近千萬元。接著楊馥成轉戰北京、寧夏、天津等地,合作的單位甚至是權力極大的武警部門。可是最後不僅投資被侵占,連專利權也遭偽造簽名,被侵奪。
25年從合資、顧問到獨資 一路遇劫
即使如此,楊馥成還是被河南省許昌巿扶溝縣政府說服了,前往扶溝縣投資,成立合資企業。這回楊馥成負責技術指導,提供原材料而且不公開配方,占股25%,又再找到日資占了25%股份,扶溝縣方占50%股份,看來可以立於不敗之地。
但是當這家原本虧損累累的縣府化工廠轉虧為盈之後,就被接班幹部侵吞了盈利,再透過清算程序把公司整個歸給扶溝縣方。楊馥成千算萬算還是落得一場空。
大錢有人貪,小錢也有人騙。1992年楊馥成曾被北京巿大興縣黃村鎮第七小學校長,以「學校有1所附屬工廠閒置,有執照且有免稅優待」誘使楊馥成交付1年份租7萬5千人民幣。
結果錢匯出的第二天,該校長卻說上司不批准租約,但錢也不能退。楊馥成向大興縣法院提訴,官司倒是打贏了,可是卻遲遲不執行。幾年後法院來了通知,只說:「此案不予執行。」然後就沒有下文。
河南另一個國營化工廠一樣是負債累累,找上楊馥成生產新種肥料。頭一年縣政府強制農民購買,之後效果顯著,農民自己排隊來買。但賺了錢之後這個國營化工廠便無視與楊馥成的契約,逼他離開。不料一個律師主動出面為楊馥成打官司,結果不知從這家國企拿到多少錢,反正楊馥成一毛錢也沒拿到。
接著又是大連大莞的投資案。為了這個投資案楊馥成賣了台灣林口的1分地。在1990年代,林口台地的土地只賣了約人民幣300萬,楊馥成全部投在大莞的案子上。這個案子是和大莞市政府合作,結果一樣被侵吞,投資全部泡湯。可是到了2010年,原本那塊林口土地已經市值上億台幣。這一進一出的對比,更讓楊馥成痛心與灰心。
屢敗屢戰 直到看透中共本質
但最慘痛的經驗還在後頭。楊馥成在連雲港投資成立的「楊馥成生技有限公司」。這家楊馥成自己擁有的公司,找了兩名可靠的當地人協助管理經營。這應該不會再重蹈之前的失敗覆轍了吧!卻不知在利益受人覬覦之下,就算能夠找到可靠的經理人,卻在黑道的圍攻下,這兩名經理人被驅逐甚至毆打至死。楊馥成向法院提告也無法為這兩個人找回公道,上千萬的投資再次成為他人的囊中物。
一場中國夢,楊馥成得到了妻子與女兒,其餘投入中國的錢財全被榨取一空。因為楊馥成在1980年代就前往中國投資,導致回台之路一直受阻。回台之路解禁之後,卻因為〈兩岸人民關係條例〉的相關規定,在中國出生的女兒竟成人球,無法取得台灣身分,在中國也不被同儕認同。為了女兒的將來,90高齡的楊馥成決定移民日本。
但楊馥成仍然沒有忘情他的農業大願,在台灣捐資成立「財團法人嘉農農業發展基金會」,希望基金會有年輕人來接棒。
在日據時代,有不少人如楊馥成這樣,由衷認同中國是祖國。這是對歷史的中國與地理的中國,一種難以割捨的情感。可是楊馥成與更多的人一樣,弄不清還有一個政治的中國,這個政治的中國因為共產主義的思想對人性的屠戮,社會上不是沒有好人,但是能夠掌控權力的黨官們,空具一副中國人的皮囊,骨子裡沒有中華固有文化的內涵,也不相信善惡有報。為了眼前利益,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。
等到楊馥成走進並走近政治的中國,他的心最後遠離中國。他說自己開始厭惡大陸,没有信心。走過25年的夢醒之路,楊馥成已經認清了中共的本質。但這是以25年的歲月為代價,以一生的積蓄為代價。
這就是近百年的戰爭、紛擾後,一位自幼聰穎的台灣人才的故事。楊馥成身上折射出熱情與善良的光,但這樣的光在當前中國社會,卻不得不黯淡淒涼。不以成敗論英雄,現代歷史辜負了楊馥成,但楊馥成並沒有辜負自己的一生。無論受到何種挫折,他仍懷抱著農業的理想。這才是真正成功的人生吧!◇